这家公司花千万送90后员工登顶珠峰、徒步北极

中外管理新媒体 陶小然2017-07-22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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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花千万送90后员工登顶珠峰、徒步北极,图啥?

“每一座山都有上到顶峰,也有下到山底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在你心里的“珠峰”上一步一步去跨越?”

——“毅力、勇气、信心”。

是的,就是这6个字。

这家企业的名字是华耐家居集团,他们在行业内有一个响当当的企业登山队——华耐登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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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时间5月22日凌晨2点,即北京时间5月22日凌晨4点25分,华耐登山队顺利登顶珠穆朗玛峰,创造了全球第一支企业登山队(全部为华耐家居员工)成功登顶珠峰的壮举,见证了世界海拔8844米的万山之巅。

当三名登顶华耐队员中最年轻的队员、年仅27岁的 “90”后王卉卉站在8844米的顶峰时,她确实感受到了“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终会在付出努力后实现”的感动。

在四年前进入华耐家居前,她从未想过会登雪山,有一天会登像珠峰这么巨大的山峰。

这场名副其实接近死亡之旅的攀登,以世界最高海拔、高死亡率、高挑战难度考验着华耐登山队员心智和身体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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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全世界有几千人成功登顶了珠峰,但是也有至少300多人永久留在了8000米上下的寒冷冰峰。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以什么样的姿态和心境攀登,甚至比攀登行为本身,还要考验人的成长。

为什么要登珠峰?——“因为它就在那里”。这是登山者马洛里的回答。同样的问题摆在华耐家居集团董事长贾锋及其登山队面前,答案会有不同。

8844是一个确定的高度,但对于华耐家居而言,创业的攀登之旅远无止境,需要将攀登精神演化为其日常的一部分。所以,当攀登珠峰遇上企业家精神,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华耐登山队给出了他们的尝试。

1、为什么要登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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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来这里?这是唯一的方式吗?它有意义吗?能证明什么?其实在登山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会经常问这个问题,会反复拷问自己。但是慢慢习惯以后,去承受去适应它,现在就会问得越来越少。既然你选择来了,就去攀登。

——华耐集团董事长贾锋

人们不会忘记珠峰最早的探险者马洛里面对《纽约时报》记者这个不依不饶的提问时留下的一句经典回答:“因为它就在那里。”

当马洛里在1924年第三次前往珠穆朗玛峰时,经过多次失败,日历已进入6月。他和队友欧文最后一次向珠峰进发时,山下的队友一度在云浪散开的短暂时间里用望远镜清楚看到了两人的身影。他们在距离顶峰只有800英尺的地方“不慌不忙地”、“敏捷地”攀爬,“仿佛在寻找失落的时间”,但随后便永远消失在冰雪中。

直到1999年,马洛里的遗体才在海拔8150米处被发现。而他是否登顶,则因随身携带相机未能找到,成了至今留给世界的谜题。

这个悲剧故事并非只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人类精神。马洛里是珠峰登山路线的最早发现者,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经绒布冰川,翻过雪墙,最后上山脊的道路。之后近100年里,这条传统路线一直被珠峰北坡攀登者沿用。

2003年,王石也正是通过马洛里开拓的这条路线成功登顶。此后,中国企业家攀登珠峰渐成时尚。与王石、黄怒波不羁放纵爱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企业家贾锋将登山、登珠峰演化为了一种人人有机会参与的团队行动。

2014年,华耐家居组建了自己的企业登山队,且是唯一一支全部由企业内几十名非专业登山者组成的菜鸟队伍。

这支队伍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完成了公认高难度的“7+2”(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地球南北两极)任务中的5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和北美最高峰麦金利,以及地球的北极。最难一站是今年的第6站珠峰。

“7+2”的每一站在维度、高度和气候方面有很大不同。贾锋认为,攀登中每向上或向下走出一步,都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挑战。“怎么选择,怎么前进,能否成功登顶,安全下撤,都是不确定性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坚持、挑战,这是对心理承受能力极大的锻炼。”他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发自肺腑地说。

华耐将登山活动内化为修炼内心的企业文化。他们有近万名员工,最终只有四人通过选拔获得出征服珠峰的机会。但是身边人的成功和自我挑战,对整个团队会产生强大的心理激励。

“能不能登上去不重要,但要敢于去挑战,靠近它”,这是贾锋哲学家式的登山思考。不过当他真站在珠峰这么高大的山峰面前时,却也第一次有了一丝胆怯和纠结,“你确定你的力量是无穷的吗?”

2、面对死亡,如何克服恐惧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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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身边就躺着一具死尸,而且就是昨天刚刚去世,崭新的冰爪,崭新的衣服,崭新的腰带、背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真的好脆弱,但是你在越是脆弱的时候更应该越坚强。

——华耐登山队队长马建国

在华耐登山队队员中,马建国作为华耐十多年的老员工和华耐登山队队长,全程参加了“7+2”的活动。身为华耐登山队教练,宋强则拥有十多年登山经验。而王卉卉是四人中最年轻、登山经历最浅的一名基层员工,代表着华耐“普通人的珠峰梦”。

回想起来,2013年加入华耐家居前,王卉卉最高只爬过大连600多米的小山包。现在,她已经可以站在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近距离凝视这座自己即将攀登的巨大山峰。

过去的一年,对她而言如同浓缩的人生:北极徒步,登顶海拔7546米慕士塔格峰,顺利的话,一个月后,又将站在珠峰之巅。

这样的经历,足以让身边任何一位90后同龄女孩发出惊叹之声。然而,精彩背后所要承受的危险和痛苦,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4月5日,华耐登山队出征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王卉卉的父母赶来送行女儿出征时,心情复杂而担忧。但他们最终以行动对女儿的登山之爱表达了支持。

46天后,王卉卉在珠峰C4营地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她坐在帐篷里,心里想的是,“那会不会是自己给家人的最后一个电话”。

到达大本营的当晚,马建国和王卉卉都出现了珠峰特有的“昆布咳”(指由于珠峰附近空气干燥寒冷,肺部发炎表现出的持续咳嗽状态),“整晚咳嗽,厉害到喝口水都咽不下去,嗓子就像堵上一样”。这种身体不能自控条件反射的咳嗽,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缓解,伴随了他们登珠峰的全程。

在高海拔处,胃很难消化,吃不进东西是常态,有队友甚而出现呕吐。与此同时,随着攀登不断上升,身体无时不感觉到缺氧带来的头痛。在此状况下每个人都变得难以入睡,“每天能睡一两个小时就算很好了”。

贾锋第一次爬四姑娘山时,在4500米线上彻夜无法入睡,他形容那是一种害怕睡去就再也醒不来的恐惧感。

珠峰大本营边的一片玛尼堆(衣冠冢),是很多攀登者出发前必来之地。它警示着攀登8844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残酷事实。

因为每一个玛尼堆后都藏着一个悲剧故事。根据玛尼堆上的英文,一个名叫Shriya的加拿大登山者“在从珠峰峰顶返回的途中丧生”,她在2012年登顶珠峰后花了25分钟庆祝自己的胜利,但在下撤中最终耗尽了氧气死于疲惫。

另一个玛尼堆纪念着著名的“1996珠峰山难”遇难者美国“疯狂山峰”探险队队长scott fischer。他曾以传奇般的力量和精神在1994年全程无氧登上珠峰。然而在1996年的那场悲剧中,他腹泻仍坚持攀登,登顶时比珠峰传统关门时间下午2点晚了近2小时,下撤时又遭遇大风雪。fischer和队员被困在希拉里台阶下8300米海拔处体力耗尽,在暴风雪中坚持了20个小时后死亡。

这些近在眼前的死亡,让攀登者想要保持内心坚定很难。“你内心如果有胆怯,可能连迈出帐篷的勇气都没有。”马建国说。

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获得走下去的力量,是一种难得的心智厉练。贾锋相信“人会在这种恐惧中得到成长和潜力的开发”,对自身的能量达成一种新的认知。

3、容错率为零,才有机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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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一失足造成的是永远不能弥补的后果。不容许有丝毫的错误。在那个环境下,真的要用一种严肃的态度认真对待,才会有更多成功的几率,安全的机会。

——华耐登山队教练宋强

华耐登山队教练宋强谈珠峰之旅

近50天的珠峰征途,要遵照一套严谨的计划:从珠峰大本营过昆布冰川到C1营地(5900米),休息一晚至C2营地(6500米),住一两晚适应高海拔再爬到C3营地(7200米),休息一晚下撤至C2、C1,回到珠峰大本营。回纳木切(2800米)休整四天,返回大本营,直接攀登到C2,再到C3,休整一晚到C4营地(7900米),当晚发起冲顶,下撤。

这是多年来诸多珠峰探险队实践过的——登山者快速适应高海拔攀登的科学方法。它最早由首登珠峰的希拉里开创。通过严谨的计划,充足的体能训练,攀冰、攀岩等专业技能的训练,加上充足的氧气等专业配备,会极大减少攀登风险系数。

每天华耐登山队平均要走7个小时以上,攀登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事关生死。

在昆布冰川(又称恐怖冰川),出现滑坠死亡的人不计其数。2014年,恐怖冰川发生雪崩, 16个夏尔巴人因之丧生。

恐怖冰川随时会移动,经过这里的人经常会听到巨大的撞击声,不管是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或者被砸中,都没有生还的可能。而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冰川什么时候会崩掉,下面的冰裂缝又有多深,登山者能做到的就是一步一步快速通过。从前期适应训练到后期登顶,华耐登山队一共走了四次恐怖冰川,每一次都是心惊胆颤之旅。

在适应性训练无氧攀登到7200米海拔的C3营地时,王卉卉几近崩溃。走到营地身子瞬间坍塌在帐篷外的防潮垫上,任队友如何喊她到帐篷里休息,她半天都不想挪动一步。

“在爬的时候,身体确实很痛苦,但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目标在,你就会觉得哪怕是痛苦你也得一步一步往上走,而当你到了这个目标之后,你的心理建设一下子就塌下来了。”回顾几个月前的登山经历,王卉卉对《中外管理》这样说。

一个坏消息加剧了队员们的身心压力——4月30日,登山家乌里·斯特克在努子峰坠亡。

斯特克外号“瑞士机器”,最伟大的速攀选手冠军,有着多项他人难以匹敌的传奇记录。在珠峰营地,马建国、王卉卉多次和他见过面,一起聊天合影,一睹其风采。谁也未料到,仅仅半个月后就发生了悲剧。

斯特克无保护攀登珠峰以西努子峰(海拔7861米)时,从约1000米高度坠落山崖,跌得粉身碎骨。救援队不得不用编织袋运回他的遗体。

“他其实很强壮,但在大山面前,人的强壮显得微不足道。人在大自然面前确实非常渺小,你需要有审慎的态度,充分的准备,虔诚的思考去面对。”马建国叹息。

另一个英国登山者,就倒在华耐队员眼前。在海拔7500米处,他和夏尔巴想在登山者常用的路绳旁重开一条路,因为觉得绳子上的人走得太慢了。但旁边一条路绳非常陡,在冰面上重开路很难,要耗费正常攀登三到五倍的时间。他们走了半个小时,英国人就走不动了。

等马建国走过他身边时,看到他的氧气面罩和胸口全是水,当时温度在零下二三十度。他就倒在马建国身边。所有登山者必须从他身边绕过去走。

后来下山的时候马建国听说,由于7500米海拔直升机很难降落,去救援时没有降落成功,直升机回去加完油第二次来救援的时候,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走的这条路上”。

4、“我们想登到峰顶,更想活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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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跟自己内心做斗争,是否该放弃还是往前走。你的思绪里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向前,向前走,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去左右你的思维。

——华耐登山队队员、华耐员工王卉卉

华耐登山队队员王卉卉谈珠峰之旅

C4营地,7900米,冲顶前的休息之所。过了这里,便进入8000米以上的区域,路上不断出现的遇难者向攀登者宣示着——这里是死亡区!在此抛尸荒野的登山者多达百人,由于8000米以上的运输困难,他们就这样永久被留存在这里,成为一种触目惊心的“路标”。

华耐登山队5月20号到达C4时,珠峰征程已过去40多天。他们原计划于当天晚上9点半冲顶。但一到营地,各种负面消息接踵而来。到达4号营地的当天,60多人冲顶却因大风天气全部下撤,无一人成功。对于每个珠峰登山者来说,冲顶机会只有一次。

当晚9点半前后,冲顶者的灯光在山脊上连成了密密麻麻的一条灯线。大多数队伍在风很大的情况下选择了坚持冲顶。原因是氧气储备不足以支持他们多停留一晚。

华耐登山队每个队员有四瓶氧气支撑冲顶,非常充裕。为此,华耐登山队的向导公司“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作出了一个决定:队伍临时休息一天,改为第二天晚7点冲顶。事后证明这是他们作出的最正确调整。

21号早上,前一天冲顶的人带下来一些坏消息:很多登山者被风吹下来没能登顶;夏尔巴带下来的遇难者尸体就在离他们帐篷十几、二十米的地方……

听闻这些,4号营地压力骤然变大。队友们情绪波动,为此讨论了几个小时。“当你脑子里全想着:我会不会是下一个,我会不会被冻伤,会不会回不来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的思绪一定会被打乱,我们是带着头灯攀登,如果到时候锁挂不上怎么办?脑子突然卡壳、反应迟钝怎么办?”队长马建国很担心负面情绪的蔓延,“无情”地制止了讨论。

晚上7点,马建国、王卉卉、宋强开始冲顶。出发时,正是太阳下山的时间,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珠峰8000米海拔上美丽的日落云海。

当天恰恰是珠峰5月登山季最好的天气之一。

5、8600米线上救人:他经住了人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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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么危险困难的环境当中,救与不救要基于自己内心的选择,我们并不能因为他没有去救而批评他,但我们非常赞扬伸出援手的人。

——原国家登山队教练孙斌

登顶过程中,宋强遇到了珠峰上最常发生,却也最难抉择的另一个“天问”:在8600米线上要不要救人,该不该救人?

在攀登到海拔8600米左右位置时,他发现前方十几米微弱的头灯下坐着一个夏尔巴,还有意识。后来得知他是陪一位巴基斯坦客人登顶下撤中氧气耗尽的桑吉。

宋强和自己的夏尔巴边巴和他聊了几句,帮他倒水,当时还有说有笑。宋强用英语对他说,“你必须下撤,祝你好运”。然而没过一分钟,这个夏尔巴头一低,就没意识了。

两人一看不对,翻他的包,发现氧气瓶空了。宋强想着等他们登顶下来这个夏尔巴肯定撑不住,当即表示要给他一瓶氧气。

“那个时间是晚上10点多,大家都往上走,没有人会顾及他。这个海拔不救很正常,因为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你会不会出现突发情况。但是我风险高一点我有能力规避,而我如果不给他氧气,自己是安全一些,但他可能就不在了。在这种抉择上,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不希望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活人,下来他已经死了。”宋强对《中外管理》描述。

看似简单的一瓶氧气,在8000米海拔上,就是生和死的界限。而拿出一瓶氧气,则意味着将自己置于遇到突发情况可能氧气不够的生命风险之中。登过高海拔雪山的人都知道这个选择之不易。

晚上12点多,当王卉卉再走到这里时,看到桑吉已经僵在那里,以为他已经遇难了。事后她才得知,因为队友宋强那一瓶氧气,桑吉幸运地撑到四名下撤夏尔巴救援的时间。这也使得华耐参与创造了一个珠峰记录:在8600米线上成功救人。

“那时候伸出援手是非常难的,因为你根本想象不到在那样的高度攀登是多大的风险。” 王卉卉说。

在8000米线上的攀登途中,王卉卉将节奏控制得很慢,也更加谨慎。四周黑压压一片,只有微弱的头灯照亮,在六七十度危机四伏的峭壁上,她的眼睛只能往前看,不能左右巡视,每挂一把锁,解开一把锁,都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每走一步都得踩稳。“当时确实觉得生死就在那一瞬间”。

此时,已走到希拉里台阶的马建国感觉实在走不动了。他从一开始每走一步三呼吸,到后面累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一步五呼吸,到最后是一步十呼吸,才能往前迈一步。

马建国跟夏尔巴卡吉说想要喝水、吃点东西。但是卡吉的反应是直接绕到马建国前面,把他的安全绳和自己的都系上,然后继续拉着他走。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马建国真的是一步也挪不动了,说一定要喝水,就在很陡的地方把锁扣在一个保护点上,拿出水瓶。结果发现水瓶被冻住已经打不开了,就吃了两袋能量胶和两块软糖,软糖也几乎咬不动,但他还是硬塞到嘴里,“因为觉得一定要补充体能,要不然走不下去”。

就在那个时候,他无意中看了看手上的海拔表,8833米——到峰顶只剩十多米的高度。

6、登山是一场修行,登珠峰是修行中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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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上山还是下山,都得必须走,不能停留,因为停留下来你轻则付出身体残缺的惨痛,重则性命攸关。当你有机会去经历这样的一些困难,你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任何困难都不称之为困难。

——华耐登山队队员、华耐高管文军

5月22日凌晨3点半,马建国站在了珠峰之巅。从山顶,他望了望中国方向的西藏登山队,还能看到很多营地的星星之火。山顶极度寒冷,他们在拍照后就开始下撤。

比他早一个小时,宋强成功登顶峰顶,在那一刻他流下热泪,在微信上留言,“只有真正登上珠峰的人才知道登珠峰的不易,也能通过攀登了解自我,理解生命的意义。”

一个小时后,王卉卉也抵达峰顶。登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她的夏尔巴。

但是,登顶只是完成了登山的一半。80%的登山事故都发生在下山的过程中。那时候,登山者通常没有精力了,没有目标,精神也不集中了,危险系数会更大。下撤的过程中,随着天一点点变亮,王卉卉才发现下撤的路走起来要比上山的路恐怖得多。此时,失足、缺氧、失温,任何一个小错误都有可能把你永远留在珠峰。

下撤到希拉里台阶的“堵车点”,他们等了半个多小时。王卉卉感觉自己像悬在半空中,脚上穿着冰爪踩在石头上。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走过,心里就想着赶紧过赶紧过,那个时候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腿是在发抖的。

“在那里只能不断往前走,不管向上还是向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多走一步,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心理勇气的考验是巨大的。”王卉卉感慨地说。

到C4营地,他们赶上了一天一夜的暴风雪,风大到两个帐篷之间几十厘米的距离只能通过对讲机传递信息。可氧气不足以支撑他们多休息一晚,不得不顶风立即下撤。

重走恐怖冰川的一段路变得异常痛苦,他们连续走了三个小时完全不能休息。因为冰川化得非常严重,抬头就能看到雪化的冰锥悬在头顶,只能快速撤离。

“当你感到特别累的时候,想停下来休息,夏尔巴人跟你说‘NO’,你也只能一步一步挪着往前走。”

夏尔巴卡吉让马建国尤其感动。卡吉参与过96山难救援,今年第7次登顶珠峰,可以说见证了攀登珠峰的生生死死。而这次登珠峰,他对马建国的照顾、关心让马建国历历在目。

“在每一步行进中他都会紧跟着我。每当遇到非常危险的路段和堵车的路段,他会把他的锁和我的锁挂在一起,自己无保护行走一段越过去。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命是完全系在一条绳子上的,任何一个人的滑坠都会带来致命危险。我们素昧平生,但是能够相濡以沫走完这一程而心照不宣,我觉得非常难得。所以我走的每一步都跟得非常紧,两个人步伐一致,才会走得更稳。”

征途尾声,他们在加德满都中华面馆吃了一碗“珠峰牛肉面”,在墙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5月25日,他们的老板贾锋半夜到首都机场迎接登顶珠峰的华耐登山队,“看到马队,小强,卉卉满脸沧桑,消瘦,黑黝,泪水在眼中打转。”贾锋动情地说。

文|本刊记者 陶小然

摄影 | 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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